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，是中华民族最盛大、最热闹、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。也象征团圆、兴旺，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。
春节，历来是文人骚客笔下的主题。让我们跟着这11位名家，一起细细品味年的滋味、年的气氛、年的愿景。
一、红楼梦
曹雪芹
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，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，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，两溜儿高照，各处皆有路灯。上下等人，皆打扮得花团锦簇，一夜人声嘈杂，语笑喧阗，爆竹起火，络绎不绝……
――这是《红楼梦》的第53回，曹雪芹笔下生花，精彩的笔墨下尽是旧时王公过节的华丽。
二、过年
鲁迅
今年上海的过旧年，比去年热闹。
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，往往有些不同：或者谓之“废历”，轻之也；或者谓之“古历”，爱之也。但对于这“历”的待遇是一样的：结账，祀神，祭祖，放鞭炮，打马将，拜年，“恭喜发财”！
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，也已经有了感慨；但是，感慨而已，到底胜不过事实。有些英雄的作家，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，悲愤，纪念。但是，叫而已矣，到底也胜不过事实。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，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；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，然而又怕有“反动分子乘机捣乱”，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。
几经防遏，几经淘汰，什么佳节都被绞死，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“废历”或“古历”还是自家的东西，更加可爱了。那就格外的庆贺――这是不能以“封建的余意”一句话，轻轻了事的。
叫人整年的悲愤，劳作的英雄们，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，劳作的人物。在实际上，悲愤者和劳作者，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。古埃及的奴隶们，有时也会冷然一笑。这是蔑视一切的笑。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，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，而劳作较少，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。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，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，使隔壁的外国人也“嘘”了起来：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。
――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的态度似乎非常平淡。1934年,他在《过年》中说,“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,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。”可见,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一向是很冷淡的,如1934年一般的过年的兴致在他的一生中也是极少的。
三、儿时的大年夜
胡适
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人，每人一盏灯笼，坐在大厅上不肯去。大哥早已避出去了。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。我母亲走进走出，料理年夜饭，谢灶神，压岁钱等事，只当作不曾看见这一群人。到了近半夜，快要“封门”了，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，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，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儿钱。做好做歹的，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。一会儿，大哥敲门回来了。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。并且因为是新年，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儿怒色。这样的过年，我过了六七次。
――《四十自述》
四、北京的春节
老舍
按照北京的老规矩，过农历的新年(春节)，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。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，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。可是，到了严冬，不久便是春天，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。在腊八那天，人家里，寺观里，都熬腊八粥。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，可是细一想，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--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，各种的豆，与各种的干果(杏仁、核桃仁、瓜子、荔枝肉、莲子、花生米、葡萄干、菱角米……)熬成的。这不是粥，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。
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。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，封起来，为过年吃饺子用的。到年底，蒜泡得色如翡翠，而醋也有了些辣味，色味双美，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。在北京，过年时，家家吃饺子。
从腊八起，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，街上加多了货摊子--卖春联的、卖年画的、卖蜜供的、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。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。在胡同里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，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，像卖宪书的、松枝的、薏仁米的、年糕的等等。
在有皇帝的时候，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，放年假一月。儿童们准备过年，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。这是用各种干果(花生、胶枣、榛子、栗子等)与蜜饯搀和成的，普通的带皮，高级的没有皮--例如：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，高级的用榛瓤儿。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，即使没有饺子吃，也必须买杂拌儿。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，特别是男孩子们。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--风筝、空竹、口琴等--和年画儿。
儿童们忙乱，大人们也紧张。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。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作新鞋新衣，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。
二十三日过小年，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。在旧社会里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，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，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，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。在前几天，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，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。按旧日的说法：有糖粘住灶王的嘴，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。现在，还有卖糖的，但是只由大家享用，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。
过了二十三，大家就更忙起来，新年眨眼就到了啊。在除夕以前，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，必须大扫除一次，名曰扫房。必须把肉、鸡、鱼、青菜、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，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--按老习惯，铺户多数关五天门，到正月初六才开张。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，临时不容易补充。还有，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，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，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，动刀剪是不吉利的。这含有迷信的意思，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，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。
除夕真热闹。家家赶作年菜，到处是酒肉的香味。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，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，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，哪一家都灯火通宵，不许间断，炮声日夜不绝。在外边做事的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必定赶回家来，吃团圆饭，祭祖。这一夜，除了很小的孩子，没有什么人睡觉，而都要守岁。
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：除夕，街上挤满了人；元旦，铺户都上着板子，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，全城都在休息。
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，到亲戚家，朋友家去拜年。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。同时，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，任人游览，小贩们在庙外摆摊，卖茶、食品和各种玩具。北城外的大钟寺，西城外的白云观，南城的火神庙(厂甸)是最有名的。可是，开庙最初的两三天，并不十分热闹，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，无暇及此。到了初五六，庙会开始风光起来，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，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，可以骑毛驴，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。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；在老年间，据说还有赛骆驼的。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。
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，又放鞭炮，从天亮到清早，全城的炮声不绝。虽然开了张，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，大家并不很忙，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、逛天桥，和听戏。
元宵(汤圆)上市，新年的高潮到了--元宵节(从正月十三到十七)。除夕是热闹的，可是没有月光；元宵节呢，恰好是明月当空。元旦是体面的，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，人们穿着新衣裳，可是它还不够美。元宵节，处处悬灯结彩，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，火炽而美丽。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，有的一律是玻璃的，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，有的都是纱灯；有的各形各色，有的通通彩绘全部《红楼梦》或《水浒传》故事。这，在当年，也就是一种广告；灯一悬起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；晚间灯中都点上烛，观者就更多。这广告可不庸俗。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，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，制成各样的冰灯，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，把顾客招来。
除了悬灯，广场上还放花合。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，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、耳、鼻、眼中伸吐出来。公园里放起天灯，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。
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、看灯、看焰火；街上的人拥挤不动。在旧社会里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，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。
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，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，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。家中也有灯：走马灯--原始的电影--宫灯、各形各色的纸灯，还有纱灯，里面有小玲，到时候就叮叮的响。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。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。
一眨眼，到了残灯末庙，学生该去上学，大人又去照常做事，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。腊月和正月，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，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，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，酬劳一年的辛苦。过了灯节，天气转暖，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。北京虽是城市，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，而且过得分外热闹。
在旧社会里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。腊八粥，关东糖，除夕的饺子，都须先去供佛，而后人们再享用。除夕要接神；大年初二要祭财神，吃元宝汤(馄饨)，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，抢烧头股香。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、祈寿。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腊纸马的钱。现在，大家都不迷信了，也就省下这笔开销，用到有用的地方去。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，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，他们只有快乐，而没有恐惧--怕神怕鬼。也许，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，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。以前，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，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，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。
――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,老舍先生对于老北京的年俗是如数家珍。1951年,他专门写了一篇《北京的春节》,来描写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、吃食、礼仪等,充满京味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。
五、过年恨
许钦文
“三十日夜的吃，正月初一的穿。”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，粽子年糕的点心多，还有橘子荸荠，甘蔗金蛋，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闲；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，小孩子过年，本来高高兴兴，是可以快乐的。但我自幼，每到过年，总感觉到遗恨，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。在做小孩子的时候，生着嘴巴，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，随便谈谈，也是很需要的。一到过年时节，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：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样再说，什么杀，什么死，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，连声音相像的也要避忌。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，什么长生果，什么八宝菜；藕要叫做偶偶凑凑，熟的叫做有富。明明是一个人死了，在平常是说得很痛快的，死了，说死了就是；到了过年时节，像《彷徨》中的《祝福》上所写，要改口说作“老了”。这实在是虚伪，我不佩服；何况不惯。因此随时存戒心，不敢随便发言，故意做哑子。可是生着嘴巴总要活动，被人干涉不免懊恼。肚子饱了以后，有得吃不再感觉到怎样；说话不能自由，这可要不得。所以，以前一到将要过年的时候，现在回想到幼时过年的情形，于高兴觉得快活之中，也是觉得有点可恨的。
于言论不自由以外，幼时过年，我还有觉得可恨的，就是照例去拜干娘的岁。我怕拜岁，元旦可以故意起身得迟，一起身就跑到街上去看花纸，拨糖。要我向人伏地跪拜固然不甘心，人家向我伏地跪拜也不愿意接受；当时年纪虽然还小，可是成人的侄子侄媳妇得向我伏地跪拜，觉得受不了。拜干娘的岁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挑选日子，特地雇得船摇到十里路远的城里去，是躲避不了的。送去两坛小京庄的老酒，一担四盒，一对提盒，莲子白糖，桂圆全鸡。干娘白面团团的很和气，总给我预备着花炮，糖菩萨。糖菩萨我所爱；但拜一拜是不来的。到了干娘的面前，我照例躲到带我去的大姊的老奶母的布裙后面。叫声干娘更不愿意，我总这样想着，既然和我的父亲没有关系，何必叫她做娘呢。实在她并没有到我家来过；无非因为我的大哥夭亡，怕得我也养不大，所以结下这一份干亲，因为干娘是儿女成行的。迷信和虚伪的礼节，成了我幼时过年可恨的第二点。
辛亥光复，民国成立，改用阳历过年，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；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，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。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，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。青年心理维新，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，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；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，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，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。人在学校里上课，家中的年货吃不着，也觉得可恨。
晚婚的我，初在中等学校里教书时，寒暑假仍然住学校里。尝见寺院中和尚贴着“念佛过年”的字条，以为“做小说过年”也是一法。可是一般亲戚朋友，有家眷的，以为无家过年太冷静，争来邀约过年，我竟被认作可怜人，弄得连做小说过年也不成，这就使我觉得过年的另一可恨了。
抗战时避难闽西闽北；福建的永安虽然新建了省会，却保守着过年的旧俗。这并非只是依然注重阴历的过年；所谓旧俗是到了除夕这一天，街上冷清清，连猪脚爪都买不到一只。有些人家，先生阳历过年，太太阴历过年。我家照例阳历也不过年，阴历也不过年。可是日常的菜蔬总得备一点；过阴历年要好几天买不到东西，要多预备一点；怕得不新鲜，照故乡的习惯，打算到除夕去买。那里知道太迟了；这一年接连好些日子，没有荤菜进口。人家过年，我家过了难；岂不可恨？
后来转到深山的乡间；农村的风气朴厚，左邻右居要好；一到年底；有的送大蒜来，有的送糕粽来，有的送自做的豆腐来；房东送鱼来；无虑没得吃。可是到了元旦，自然是阴历的，为难的事就来到；许多女邻居，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，提着锡茶壶，拿着茶盆来敬一杯冰糖茶，算是要好，盛意难违，却之不恭；当初我托故预先避开，结果要她们多走几趟，或者老是坐着等候，只好勉强喝几杯，我名之曰恨茶。为着在深山的村庄过年，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。
如今孩子已经有点大了，社会的习俗依然，也正如《彷徨》的《祝福》上所写，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”，不管战事怎样激烈，一到年边，照例随时可以听到爆竹声；因此孩子也要玩弄些花炮。过年的花炮火药气应该是香的，战场上火药气可很臭。战争中的过年的花炮火药气不知是臭是香。不能说是不臭不香；即使认作亦臭亦香，也很要不到；总是一种可恨之气呀！
――原载1949年1月1日《论语》第168期